经济型连锁酒店速8在渝扩张受阻

     世界500强天瑞酒店集团麾下经济型酒店、全球的经济型连锁酒店—美国速8，三年前曾扬言要在重庆开出4~5家店，目前似乎遭遇了“水土不服”。昨日有人士爆料称，速8在渝扩张计划至今未实现，就连在重庆的惟一一家连锁店，营业仅1年后也于近日关门。

    现象

    店已改头换面

    速8号称“酒店麦当劳”，是全球经济型酒店运营商。其在重庆开出的店（也是惟一一家店），原本位于上清寺中安大厦。如今，这家连锁店的招牌已被更换为“玉岛商务酒店”。昨日，记者以订房者身份与该酒店前台取得联系。“我们已经不做‘速8’了。”工作人员表示，该酒店在今年1月1日变换名头，但房费和房间内部设施保持不变。对于为何更名，该工作人员称不清楚。

    几经周折，记者与中安方面取得联系。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称，该公司的确在2007年底与速伯艾特北京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（速8）合作，签订了为期1年的加盟协议。按协议，中安方面享有“速8”品牌的使用权。速伯艾特北京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除了收取一笔加盟费，每月还会在营业收入抽取一定比例费用，装修等由中安方面自行负责。

    该高层说，在经营过程中该公司发现，速8针对加盟商的经营活动有诸多限制，例如宣传策划、团队活动等方面，都需向北京总部层层报批，环节非常麻烦；此外，酒店入住率也不高。“1年下来经营效果并不理想，甚至出现了亏本，我们认为加盟速8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效益。”该高层透露，几经考虑，去年底公司董事会商议决定，不再与速8续签加盟合同。 

原因

    前期投入高盈利难

    早在2006年，速8就曾宣布要在重庆寻找5家加盟商。当年还有消息称，速8已与浪高会展国际广场签约，布局抢滩重庆。但直至今日，不仅位于浪高的店迟迟未亮相，连店也关门了。

    对于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速8中国区高层房先生的解释是，店半路“夭折”，可能是因为合作方前期装修费投入较高，再加上与全国其他城市比、重庆的经济型酒店价格偏低等各种因素，短时间回收成本当然成问题；至于浪高的项目迟迟未出炉，原因则是工程进度较慢。“至于我们开店的整体速度，则取决于市场环境、业主的态度等多种因素。”

    一位曾负责速8区域销售的人士则表示，速8是以纯加盟的形式进入中国，也就是说，向各个加盟店收取加盟费等是其主要的盈利渠道。“一旦出现加盟商拒缴加盟费的情况，其盈利将直接受到影响，终波及开店速度。”

    布局

    年内在渝开直营店

    “去年速8就和我们谈过，想收购我们，但是被我们拒绝了”，本土经济型酒店小天鹅商旅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。据了解，为了摆脱对加盟的依赖，速8早在一年多前就派出了专人，在全国范围内收购规模较小的经济型酒店。记者联系到速8内部一位负责收购人员，他表示，在金融危机之前，速8确实一直在张罗着发展直营店，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，由于酒店业也受到冲击，同时资金相对紧张，速8已经暂缓收购事宜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一说法随即被房先生否认。“我们的资金并没有问题。”房先生称，照计划，今年速8将加快在国内开店的步伐。他说，目前速8在全国共有150家店，其中只有6家是直营店，其余全数为加盟店。随着竞争加剧和业务需要，该公司已决定调整经营思路：今年起要同步大力发展直营店，数量为20家左右；向有需要的加盟店输送经营管理人才、并到店内进行现场培训，以扶持和帮助加盟店发展。

    “重庆是直辖市，也是我们确定的重点市场之一，不可能放弃。”房先生说，今年，该公司位于浪高的加盟店就可开门迎客，此外速8还在石桥铺、沙正街选址，准备年内在渝开办直营店，目前已与业主展开了实质性谈判，该店规模预计在120间房左右，“等这两个店做好了，再确定下一步的工作。”房先生称。本组稿件由记者 陈柯 孙黎明 实习生 薛哲 唐廷俐采写

　　新闻纵深

    消费习惯、低房价等问题困扰外来品牌

    经济型酒店在渝放缓步伐

    “速8的情况值得每家外来酒店思考”，业内人士表示，首先就是选址问题，国外的经济型酒店喜欢在高速路边，这到了重庆是行不通的，建筑环境不允许，客户消费习惯也不允许。重庆的低房价也让外来品牌很头痛。“重庆的酒店卖不起价”，速8的房总表示，两个月前速8专门考察了重庆市场，发现重庆的房价普遍偏低，“在其他地方能卖到160~180元，在重庆只能卖到120元”。同时，一些酒店很依赖加盟费，这对经济型酒店来说，是致命的弱点。

    从2006年到2008年底全重庆范围内至少有近千家经济型酒店。不过目前，如家、锦江之星等都已暂缓在渝扩张，锦江之星西南片区负责人表示，今年的发展将更加谨慎。

　　高薪背后的财务手法

    比假账还可怕


    当奥巴马在大洋彼岸怒斥华尔街高管在金融危机下拿高薪是“可耻”行为的时候，国泰君安“人均百万年薪”事件引出的金融类国企高薪现象，也遭到民间一片斥责。对此，国泰君安有个不清不楚的澄清，上海相关部门也组织了专题会议进行了关注，不过会议的后结论是：“并未对此事明确表态。”

    没有进行明确表态，是因为在国泰君安的财报面前，无法证明高薪的非法性，无法证明非法，你就拿他没有办法，预定要发的钱照发，多只是“推迟”。因此，斥责和质疑，只能停留在道德面，而非制度面。

    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注意到国泰君安使用了“以丰补欠”，“利润留存”的财务手法，这样的手法，其核心不是激励机制下的计酬方式，而是以旱涝保收为核心，还要“高丰收”的计酬方式。只需要企业高管层面定下调子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，谁也不能定性它为非法。至于国企的资产、该给股民的红利，都会在这样的手法里，被高管们轻易支配。这样的财务手法可以制度性、普遍性地让国有资产以及企业利润被个人化处理，要说他侵占国有资产或者说让国有资产流失，恐怕连“涉嫌”都谈不上。

    企业做假账，让国家和股民受损，毕竟是可以制止的，一旦查出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，合法的财务手法将国企资产个人化，它就比假账更可怕，因为你抓不到把柄，罚之无据。

    目前，财政部已经就金融行业的薪酬问题向该行业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稿说，将按照基本年薪加绩效年薪的方式来体现。许多人建议说，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的薪酬放到阳光下晒一晒，而且简单的晒是不够的，关键在于，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，该用什么方式来监管，才能让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不被的受益者——企业高管们操纵。